作為公民的事前準備 -- 從太陽花學運與北捷事件談起

在探討作為關心公眾事物的公民之前,我想先用幾個問題來審視一下自己:
  1. 曾經在社群媒體轉貼過錯誤的訊息但之後卻沒有更正?
  2. 對於關廠工人的臥軌行為造成的火車延誤感到不悅?
  3. 遇到問題無法排解就投票表決,少數服從多數。
  4. 認為反正就算上街頭,換首長也都是要工作,不如想怎麼賺更多錢要緊。
  5. 暗中立志過不要成為自己討厭的大人?
這半年所累積的社會事件,正逐步加深我們對公眾事物的關切程度。然而同時,我們雖然聽見了更多的聲音,但似乎卻因為意見的分歧讓社會並未變得更好。整體來看,我們的基本公民素養仍舊有待提升,才能將這些多元的想法轉化為更強大的力量。

本文嘗試用這半年所發生的事情,將上述的問題擴大到更概略與深層的角度做探討。自太陽花學運談面對媒體的態度,並藉由學運所關注的根本問題側析社會現況與代議政治。接著從台北捷運發生的無差別事件聊教育體制與自我價值的認同,再以 iOS 的國旗事件、Angelina Jolie 談到李安的相關報導的後續發酵,深究自我認同的反思,最後總結我們作為一位公民所該有的心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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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的角色

2014 年的 3/18,台灣近期最重要的太陽花學運自攻佔立院的當晚拉開序幕。算至 4/10 退場的這 23 天,主流媒體所呈現的資訊量及其客觀度較新媒體而言皆相形失色。約莫學運退場的一星期後,《有物報告》於台大舉辦了一場新舊媒體對話的論壇,會中提及許多值得探究的議題,在這裡做個簡短的概述:

新媒體的定位

和傳統媒體最大的不同是,其平台價值不建立在訂閱戶多寡或收視率高低,而是文章的點閱率與分享程度。在今天個人即媒體的時代,每個個體在社群媒體上已能發揮更深遠的影響力。

資訊產出與傳遞成本大為降低的特性

當成為媒體的門檻大為降低之時,引發的效應即訊息在品質上的低落與數量上的暴增。任何沒有受過寫作訓練的人都能發表文章,使得網路上的開放式論壇或各個部落格裡充滿許多資訊含量不高的個人意見。

訊息藉社群媒體傳播的隱憂

為解決前項資訊爆炸的問題,Ptt 的文章有評分機制,facebook 則有自己的一套演算法決定一則轉載或一篇文章在使用者時間軸上的曝光量,而這演算法與該文的按讚數及分享量呈正相關。

這樣的設計會導致什麼問題?《商業周刊》在會中表示,學運期間,民眾普遍不贊同簽訂服務貿易協定,因此大部份站在正方立場論述的文章,其點閱率與轉載程度和反方立場的文章有相當大的落差,但這並不意謂著正方論述對一般民眾不重要。然而依據社群媒體的演算法設計,這些文章的曝光量卻會被因此壓低,這對社會的長期發展來看絕不是良性的趨勢,學運期間才會有類似「沉默螺旋」的聲音被提出與正視。

讓我們重新看一次提問一:曾經在社群媒體轉貼過錯誤的訊息但之後卻沒有更正?

這個問題蘊含了兩個層面的議題

媒體的公正性

學運期間,主流媒體的公正性常受到該背後勢力的立場影響而為人詬病。然而,當我們自己也處在傳播媒體的一環時,我們是否也保持了自身的公正性?在 3/23 行政院鎮壓事件之後,網路流傳一張警察踩踏人民的照片,但事後澄清該警察只是要跨過民眾。無論立場為何,當這樣一則訊息在事發兩三個月後仍舊能在網路上搜尋卻未加以更正時,其公正性何在?即便當晚確實有鎮壓的行為,對這名已被轉載數遍又飽受抨擊的警察是否有失公允?如果我們無法維持自己散佈訊息的正確性,又如何去要求整個媒體的大環境有所改善?


對未知資訊的懷疑

從上例得知,我們難免會接收到片面甚至錯誤的訊息,因此對所有未知資訊抱持懷疑態度是必要的。在接收訊息的第一時間,我們應該盡可能先抽掉情緒上的反應,藉由邏輯辯證、反向思考、多方求證之後,再決定是否分享這則訊息,才是一名公民該先做好的功課。

媒體在民主社會的發展扮演第四權的角色,其公正性的重要自然不在話下。細究媒體的傳播平台,面對內容品質不佳的訊息時,傳統的廣播、平面與電視媒體中我們只能選擇消極的拒聽拒買拒看。然而在影響勢力漸及掘起的網路平台上,閱聽人也參與了傳播這一環節。既然我們已有能力參與訊息傳遞的過程,對於應該散佈的題材就要更謹慎地取捨。同樣承載在社群平台,分食一定的曝光成本 (曝光所需的分享量及閱聽人閱讀訊息所花費的時間),面對插畫家的私人感情與自由經濟示範區的條例,我們該怎麼分配我們擁有的資源?當我們能真的扮演好我們的角色,媒體才能發揮監督政府、影響社會的力量。

媒體雖然是個大環境,但我們絕對有義務做好我們參與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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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不是只有多數決,自由不能欠缺同理心,社會不是只剩拼經濟

太陽花學運突顯出台灣目前代議政治的體制失靈,國會內代表人民的立法委員無法如實反映民意。民主制度讓我們在亞洲國家裡享有極高的名譽,但裙帶資本主義也讓我們逐漸嘗到利益熏心的苦果。今天國會政治的失靈,我們必須回過頭來看看我們以為的民主制度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當我們期待民意代表真能代表民意時,我們必須先接受一件事情:「這些藉選票選上的人,和我們是一樣的人。當我們覺得這些人不夠好,同時意謂著我們自己本身也出了問題。」2007 年,有一篇《為什麼田壘不去打NBA?》的文章。前半段大致描述台灣的體育現況,而最精彩的後半段從社會文化的角度來剖析我們這些旁觀者的心態。對政治而言,我們不該總是從 “旁觀” 的位置來看待體制,因為現今的社會氛圍如此,很大一部份是因為我們對自己的放任而成。

我們放任了什麼?

對於關廠工人的臥軌行為造成的火車延誤感到不悅?

我們習慣了平時呼吸的自由空氣,但要讓社會往上提升一個層級,我們必須將這份自由建立在同理心上。我們並非鼓勵這種脫序的行為,然而背後的理由值得我們去理解。自由不應該只代表著我們在言論、投票、集會遊行所擁有的權利,我們更應該去思考在美好自由的背後,我們的人格是否值得這樣的美好。比方說:到餐廳用餐就對服務生頤指氣使?航班延誤就對地勤人員破口大罵?我們可以自在地表達意見,並不是我們就可以濫用這樣的權利。一旦我們抱持著:「因為我有花錢,所以我是大爺。」這樣的心態,和現今以為是選票選出來就可以恣意妄為的政治人物,有什麼不同?

遇到問題無法排解就投票表決,少數服從多數。

同理心可以擴大到更廣泛的層面。我們以為的民主,是「少數服從多數」,但其實下一句的重要性也同等重要,即「多數尊重少數」。我們的選舉是全民直選,但為何裙帶資本主義卻能讓代議政治失靈?因為大家在「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制度下,首要的考量是自身的利益!政治人物的某個政策讓特定族群能受惠,以贏得該族群的支持,這變成理所當然的政治運作,卻未加以考量非該特定族群的意見。難道大家公投把核廢料放置蘭嶼,蘭嶼居民就該噤聲服從多數?今天,財團用政治獻金綁架政治人物,來換取某些有利財團的政策通過。政治人物享有這些資源,做選舉成本也好、用來承諾該選區居民有利的政見或回饋以換取選票也罷。當我們判斷的準則只剩切身相關的利益時,誰還在意這位候選人未來還幫我們多決定了什麼?(比方前面提到有利財團的政策)。

放得更遠來看,如果一個議題是無法量化的呢?為什麼苑裡居民反風力發電?為什麼有台南市民反鐵路東遷?為什麼樂生案吵的沸沸揚揚?或者更拉扯一點,當一個議題和自身利益相悖,卻對整體社會有正面的影響時,我們該怎麼投手中的選票?回過頭來,現在我們又該怎麼看待那些臥軌的關廠工人?如果我們只關心自己身邊的事情,欠缺同理心去尊重少數,整個政治體制乃至國民文化的氛圍只會繼續敗壞循環下去。

認為反正就算上街頭,換首長也都是要工作,不如想怎麼賺更多錢要緊。

這個議題我們必須從兩個角度下去看:

挺身而出不一定能解決問題?

但冷漠更是無濟於事!我們期待我們所選的民意代表和我們不一樣,能為我們挺身而出、為我們爭取權益,但事實上不是。事實是這些人和我們並無兩樣,當我們自己短視近利,他們就一樣只為自己的政治生涯做利益交換;當我們漠視自己的權利,他們就只會默默地開公聽會,默默地將農業用地劃為政府用地再轉為商業用地。如果我們期待社會有更正面的氛圍,我們就必須要從自己做起!

社會發展的考量並非只有經濟層面

我們時常耳聞的一句話:「笨蛋!問題在經濟!」出現在柯林頓於 1992 年的總統大選口號。然而社會還有更多面向的事務,像:居住正義、醫療崩壞、教育改革、文化發展與保留 ...... 等,一味以經濟利益掛帥做決,將讓社會導向上述的代議體系失靈的局面。更甚於經濟發展之上的,是社會的健全發展與國民對這個社會的自我認同。當遠雄的借貸金額大到危急國家經濟平衡時,政府釋出的態度不該是讓遠雄企業安逸地以為自己不會有事,而是要讓這樣的企業了解他該付出的代價,政府會有哪些相對應的動作維持社會安定。冰島的銀行危機芬蘭對 Nokia 的處理都在在顯示,當政府用合理的態度與手法來面對困境,全國國民也會用理性的角度做市場反應。

回到個人對服貿的觀點,我們不應該只關注在該條例的通過是否對自己相關的產業有影響。服務貿易協定牽涉到更多文化價值保留與政治主權的議題,這些產生的後續影響將不只是 GDP 上升個幾 % 就能概述完畢。貿易自由化固然是經濟成長的選項之一,然而我們也應該去了解像是公平貿易甚至資源導向經濟模式的背後精神,再一起和自由貿易並列討論。我們必須要更加體認自身的核心價值,去看待今天與未來的所有決策。

在我們享用民主自由的果實同時,我們不該放任自己的短視近利與事不關己。當每個人都能自覺地將角度拉到個人之上,以群體的視角來看待這個社會的運作,我們才有機會把它推向更好的地方。

民主但要同理,自由但不濫用,積極並且挺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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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問題

2014 年的 5/21 下午,台北捷運發生讓人震驚的無差別殺人事件。網路上同時討論起扭曲價值下的教育問題 --《有沒有這個社會殺了這個年輕人的八卦》以及身為旁觀者的我們應該以什麼樣的態度來面對 --《請給悲傷一點時間 憤怒一點出口》。

不要成為自己討厭的大人!

遭遇過扭曲價值教育與太陽花學運的學子,幾乎都曾經對自己說過上面這句話。這句話背後的涵義也是本文不斷提及的態度:同理心。我們嘗過這樣的不好,所以我們不想讓下一代也承受這樣的心情,這是這句話的出發點。然而,這裡想舉的例子,是要提醒我們自己,這句話實行起來會遇到多大的困難;我們說這句話的同時,是否也準備了相同的力氣來解決面臨的問題。

我們厭惡填鴨式的教育,我們希望孩子有更靈活的學習環境。好,基於現今社會對於街頭藝術價值的普遍低落,當孩子提說不想念書想跳街舞的時候,我們怎麼面對?再來,我們嘗過被分數壓的喘不過氣的滋味,所以跟孩子說:「我不在意你的成績多少,我只在意你真的學習到什麼。」孩子也很棒,在課堂上開始問一些不在考試範圍內的問題,數量多到老師來電反應說影響上課進度,我們怎麼辦?更甚,其它孩子下課之後跑安親班,有了其餘共同話題,自己的孩子下課到處玩、跑圖書館,因生活或思考方式和其它人不同而備受排擠,就因為跟群體的表現不一致!當初我們痛恨儒家的從眾文化,因此大力提倡自由開放,卻反倒讓孩子在學校因而被罷凌之時,我們怎麼去堅持我們覺得對的路?也許我們需要花很大的力氣跟自己的孩子溝通、跟老師溝通、跟罷凌的孩子及其父母溝通,還是我們會嫌麻煩而放棄當初的意念,對自己的小孩說:「你跟其它人一樣就好了。」?

教育的改革乃至自我價值的認定,絕對不是挑一條 “輕鬆” 的路來走。不該為了學歷好看而將各間技職學校轉為科技大學,我們也不該存有念技職體系的人是為了想過輕鬆一點的學生生涯。我們該努力發展技職教育是因為很多人的天賦就是在那份執著的藝匠氣息裡。我們不想成為自己討厭的大人,就不該忘了我們對他人抱有同理心之時,是否還帶著世俗的既定價值在看待對方;是否願意花更大的力氣去走一條也許更艱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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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認同與自我懷疑

也許是在國際上被打壓地過於頻繁,當類似 Apple 在 WWDC 發表會的投影片裡出現國旗,或是 Angelina Jolie 特別註明李安是台灣人時,台灣的媒體及網友都會大量轉載相關新聞。對國家、對我們生長的這塊土地有認同感不是壞事,但我們更需要的是用不卑不亢的態度來看待我們的世界觀。當我們還對他國的贊同欣喜若狂時,反而突顯我們對自身價值認同的不足。不要一直覺得別人把 Thailand 和 Taiwan 搞混是我們的問題;相同的,我們也應該要分的清 Austria 與 Australia 的不同。面對種族問題時也是一樣的心態,我們不希望在美國工作時被歧視,我們在台灣就也該平等看待每個不同膚色的人。

自我價值的建立需要透過長時間大量的閱讀與大量的思考,建立的過程也必須不斷去替換主觀的角色,也就是上述所有同理心的例子。唯有不停地質疑自己,審問自己,才能讓自己蛻變成更好的人。倘若我們願意去閱讀訊息、關心政治,看到議題懶人包的同時能夠質疑對方也質疑自己的觀點,再反芻為自己的看法,這就是藉由自我懷疑以建立自我價值的過程。當每個人的看法都有經過時間的淬鍊,我們才能用這些組織化的意見去匯聚更強大的力量,而不是將社會推向更分歧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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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一個健全的社會應該可以包容各式各樣的人種、充滿各種不同的聲音。我們應該對每個個體都存有更多的尊重與包容,對自己則是更嚴謹的懷疑。社會,就是每個人的群集,當我們有辦法成為更好的人,當我們對身邊不再冷漠,我們才有辦法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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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對媒體與社會價值的批判 -- 價值《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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